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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上 端坐岭南观虎斗（第26页）

看来，他已考虑与旧团练分道扬镰，招集自己党羽为将，“尽募新勇”

，灌输对曾国藩的“忠义之气”

，建立一支自己控制的私家武装。

曾国藩原先本来就以宗法关系组建过团练，大宗为统领，小宗为分统，佃农为兵丁。

现在重组湘军，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宗神机军队结构。

他以农民为兵，书生为将。

曾国藩选择湘军军官标准有:“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图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

而又以忠义血性为四者的前提。

曾国藩和湘军中的主要将领、幕僚，都是程朱理学信徒，标榜“忠义血性”

，以网罗大批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加入湘军，充当骨干。

湘军士兵主要募自农村，“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山僻之民多犷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入。”

同时，新湘军从条文上落实了宗法制，即兵归将募，兵为将有。

湘军的选拔募兵制源于戚继光成法，有三大条规:1、统兵必亲自招募，不假手子人;2、严定选兵标准;3必在湖南原籍招募，取具保结。

因而湘军中，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弃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弃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层层挑选以成军。

曾国藩认为，这样挑选可以使他严密控制全军，“统领如根，由根而生于、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

利用同乡、同学、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作为纽带，使湘军成为一个封闭性、宗法性的武装集团。

士兵只知服从将领，将领则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整个湘军就为曾国藩控制，从而形成一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

同时针对湘军以前作战不如太平军勇猛的情况，严格训练，强化教育。

曾国藩认为常规训练教育是控制军队的重要途径。

他以“训练之才”

自居。

规定湘军每天按课程操练，不得间断。

他制定了点名、操演、站墙子、巡更、放哨等军营规则，伤令官兵严格执行。

曾国藩还把平时的刻苦训练作为提高湘军素质的主要手段，他说:“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

、“军勤则胜，惰则败。”

曾国藩手订营规、家规，强制灌输，把军营纪律与封建宗法道德揉合一起，教化官兵。

湘军“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

，使士兵“有礼、有法、有号令”

。

经过接近一个多月的整编，4月1日，曾国藩统率水陆湘军一万五千多人，从衡阳出发，会师湘潭，向长沙水陆并进。

同时发布了《讨粤匪檄》，檄文颠倒黑白，无耻诬蔑太平天国“茶毒生灵”

，“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

曾国藩在檄文中，尽情发泄着自己对太平天国的仇恨情绪，全力宣扬清廷的正统地位，提出了“名教”

这一旗帜。

他以理学卫道士的面目严正申明，名教纲常，“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大肆攻击太平天国的“大慈大悲总教”

。

檄文悲天悯人地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