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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没有把最好的文字收进去,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
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的小说时,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晚上,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看完才觉得痛快。
以零碎文字做中心的教科书没有这种份量。”
他把这种教科书比喻为“没有维它命的菜蔬”
和“上等白米”
,“吃了叫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
。
陶先生还说:“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
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
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
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
陶先生在几十年前抨击的现象并未改善,且愈来愈烈。
当代著名作家孙郁曾做过一段时间中学教师,他从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的语文教育和后来当教师的经历中,对语文教育深感失望。
可到他的女儿长大上学了,他有一回翻女儿的课本,大吃一惊,他曾经教过的令他失望的篇章在女儿的教科书里比比皆是。
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评价说,我们语文教材的编选基本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
这实在是一针见血。
从教学上来看。
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仍然沿用生字、解释词语、分析意义、体味思想,以及大量的现代文背诵等这样一种八股教条。
哪些字是生字,哪些词是生词,都是教材规定好的,学生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去写去背这些“生字”
和“解词”
,即使这些字和词早已是大多数孩子熟知的。
和语文教材同步下发给老师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
早已规定了如何解读每一课。
当代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博士批判现在的语文课成为思想专制的场所,“学《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只能理解这是朱自清对大屠杀的无声抗议……学生的心灵被牢牢地套上精神枷锁,哪有半点创造的精神空间可言?”
我知道一些孩子为了上课能准确回答老师的提问,会想办法弄本教材参考书来,这样他们在语文课堂上就能“正确”
地回答出许多问题。
语文课本上经常有很多现代文背诵要求。
由于现代文是口语化的东西,它在文字上是开放的,不像古典文学那样词句严谨。
而要孩子背诵的,多半是一些很平常的段落,根本达不到“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
的境地,但考查时却要求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
把一个开放的东西背出严谨来,孩子们唯恐出错,比如不能把“狠狠打了他一下”
背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
——仅仅是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地”
字,那也不行。
每一个标点都要死死记住……背诵的目的只是为了“正确”
,而不是为了体悟,不是为了把经典刻进记忆和思想中,只是为了考卷上不丢分。
手段和目的在这里被完全搞乱了。
从教师的语文素养上看,多年来僵化而单一的教学方式,使语文教师这个群体的专业素养大大退化,“语文教师”
这个角色所暗示的学科素养是如此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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