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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5页）

船员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彼此告发，那些时候的处置迅速而严厉，开除公职裹铺盖卷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亲是老实人，连仙人掌之类勉强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

棕树开花，花大，形状大如玉米，也是抢手货，轮不上他。

偶尔运气好，得到点芭蕉头，煮过水，去了点涩味，切成片看上去像芋母子，难吃。

但比起其他充饥的东西，算不错的了。

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里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紧裤带限制着自己每天的定量，节省下来带回家去。

终于有一天，他脚一绊，一头从驾驶舱栽到甲板上，扑腾着却没能站起，反而滚落到江里。

他的头摔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断。

船从宜宾开到泸州，父亲才被送进医院，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衰弱。

那个饥饿的冬天，母亲已有身孕，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

她有必要多吃一点，为了肚子里的我。

没有，母亲没有这个权利。

我的姐姐哥哥没感到有这必要，让母亲多吃——没必要让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点。

在那难忍的日子里，他们为我做了不必要的牺牲。

后来，他们脑子里忘了这一点，心里却很难忘记。

我感觉到了，却一直未弄懂他们怨气的由来。

我在母亲肚子里就营养不良，在胎中就拒绝动弹。

母亲觉得怪异，一直担心害怕。

我是在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生下来的。

母亲说她到医院去的路上，路过一家电影院，那里正在演一个歌颂共产党游击队女英雄的电影《洪湖赤卫队》。

在电影院门口，羊水流了下来，她忍着继续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边石阶上。

过路的好心人见她大肚子，咬着牙，脸色惨白，就把她扶到这家医院去。

母亲生过那么多孩子，都不是在医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脐带，洗和包。

母亲掐算日子，我早过预产期，早该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这才去了城中心。

我生下来，过了许久也没哭，医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气打屁股，才拍出我满喉咙自胎里带来的苦水，我的哭声只是呻吟一样的哼叫。

4

都说我有福气，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

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于缓解了连续三年的饥荒。

等我稍懂事时，人们又有了些存粮，又劲头十足地搞起“文化革命”

政治实验来。

都说我有福气，大饥荒总算让人明白了，前无古人的事还可以做，全国可以大乱大斗，只有吃饭的事不能胡来。

“文革”

中工厂几乎停产，学校停课，农民却大致还在种田。

虽然缺乏食品，买什么样的东西都得凭票，大人孩子营养不良，却还没有到整年整月挨饿的地步。

人饿到成天找吃的，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没劲儿到处抓人斗人了。

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

母亲为了我的营养，究竟付出过怎样惨重的代价？我不敢想象。

我整个平静的身体，一个年轻的外壳，不过是一个假象。

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