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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4页）

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两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

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

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

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

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

对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

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

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

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

他熟练地裹烟。

堂屋里光线暗淡，但他不需看见。

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

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

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

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

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

我说。

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

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

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

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

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

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

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