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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乱世的地丁和杜若（第4页）

原子弹当然是人扔的，但是从挨炸的民众的角度来说，它是比大地震还厉害多倍难以逃避的灾难。

那个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再挨一次空袭的“半疯的姑娘”

便是明证。

把这惨遭厄运以致陷于病态的小小心灵，同原子弹轰炸这样类似天变地异般的灾难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媒介，井伏鳟二用杜若花作了极好的提示。

难道我们不是必须明确地说，这错季盛开的紫花才是从大至宇宙论小到人的内心，一以贯之的荒唐、可笑时代的象征，统统被它彻底驳倒了么？这也是挨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触发的日本文学的杰作，给所谓现代的这个时代划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刻痕，同时也是为测量大至宇宙小到人的内心深度而放下的一个测量铅坠式的作品。

日本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而饱尝痛苦地生活着，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表现对抗此种痛苦的作品。

这岂不是判断核时代的人希望再生的根本标准么。

我想把这个想法告诉许许多多国家的文化人。

他们一定对于井伏鳟二描写的杜若的象征，同古典文学相通的、强韧的日本人的自然观照对比起来看吧。

另一个国际研讨会是各代表一个欧洲国家各领域的文化人的聚会，我是参加者之一，要求我提出的课题是“西方化和日本化”

。

日本化，这是听起来还不习惯的一个词，因为近来日本企业向欧洲发展，日本企业界人士以其个人的或企业的能力表现了出色的竞争力。

于是欧洲出现了愿意学习他们这种工作作风的——吹得很响，总之，也可能有靠作家想象力的地方——的倾向，于是欧洲人就把这个看作日本化的现象，至少我自己打算以上述理解回答对这一问题的提问，并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所谓日本的西方化，实际上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

说起西方化＝现代化的历史，无非首先是（a）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构想，（b）实行侵略亚洲，（c）终于到达以长崎、广岛遭受原子弹惨祸为顶点的败北，终于结束太平洋战争。

而战败之后的再出发，我认为把这（a）（b）（c）等条件全都颠倒过来才是基本态度，实际上新宪法也是这样显示的。

但是，战后３９年之间，日本人朝着逐渐地消除太平洋战争败北经验的方向前进了。

对亚洲实行经济推进并使之正当化的思想，并且向一直称为工业化社会的欧洲、美国等先进国家前进一事，使明治以来的现代化大大加速，从而更加西方化了。

因此，它给国内、国外——特别是亚洲地区——带来了一方面是荒废，另一方面又是过剩的经济繁荣。

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时代潮流认为不该如此西方化的反省。

开头提到的渡边一夫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

他身居德国同盟国的日本，还在法国被纳粹德国打败的时候，当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样板不容置疑确属纳粹德国的时候，就站在战败国法国一边了。

他引用瓦雷里在母校赛特高等学的讲演，期待着“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致产物”

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纳粹德国式的“知性的强制”

予以抗争的觉悟。

渡边一夫对于法国的复兴乃至良好的欧洲传统是确信不疑的。

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处于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条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势所趋的日本现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进的结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弹轰炸，最后终于战败的位置。

引起这场战争的势力，当然由日本法西斯主义负责，然而与之相对抗而制造出原子弹的却是西欧的科学。

投原子弹和遭原子弹袭击的两个营垒，在一律归结为西方化的紧张关系上，１９４５年夏曾经隔海对峙。

日本为了实现西方化，和帝国主义膨胀期的西欧展开比赛似地侵略亚洲，结果成了民主主义国家的敌人，终于落到受原子弹轰炸的地步。

这个责任不应该追究西方化，始终应该归结为日本的现代化，这样的反论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来？我在这里要记下一笔，现在的欧洲并没有摆脱核战力的论理而获得自由。

如果欧洲主动地放弃核战力的论理，出现提示新道路的大国，那么，我以为对于日本来说，可称得上最受欢迎的西方化的典范。

现在欧洲各国消灭核武器的民众运动，就是为创造这样的典范，以民众运动的规模向日本人号召的。

然而今天的欧洲人某些阶层希望日本化成为现实。

成为这种日本化典范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１９４５年战败痕迹一点一点地消除干净，自我与事业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业技术先进大国称号，足以代表此种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

但是我倒觉得这种人倒是特殊的，并非普遍。

尽管这样，这种特殊的日本人，面对再生产时，因为我国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瓦雷里说过的话。

谁也不能否定，日本经济成长的结构是培育这种类型人物的基础，比如驻在欧洲的商业精英们，以及同他们息息相关的汽车制造厂、电视机制造厂的经营者们无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人把这样的日本人作为素材，创造出经过加工夸大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构想实验性的日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