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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回国之后（第3页）

因为苏联人把我方牺牲的人的遗体都带走了，后来又送了回来。

但因为气温很高，遗体腐烂，所以，很难辨认。

后来听苏方说有个姓李的还活着，所以，人们以为是李国桢。

为此，军分区首长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

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

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

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

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

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

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

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

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

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能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

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

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

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可是，副司令员好象对我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一边细心地听，一边不住地问着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严讯逼供？’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你？’

这些话应该去问苏联人，可他却要我来回答。

我又不能不回答，可我说了他又不相信。

我有些急了，就把躺在床上的身子掷了起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

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

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

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可副司令员还在引导着我，说，‘你在苏联呆了那长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你都慢慢细细地说说。